文/潘之凯：《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作者

目前，在我国学校教育中，上级因学生负担太重而颁布文件减轻负担，实际是越“减”学生负担越“重”。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在哪里?关键要给学子们提供更多发挥自身特长、实现人生成长目标的奋斗途径。如果全国的学子们还是只有进了几个“名牌大学”才有前途，那么上级发一万个减负通知可能也没有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独有的目标多层、多元化设计，可以破解教育改革难题。

(一)教育公平难题以待破解

1.“好学校”的诞生带来了公平选择学校的困惑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教育公平。可是，市场经济体制是讲竞争的，竞争的结果总是优势积累优势、劣势积累劣势。教育领域的学校也同样如此。一些优势学校，因为学校“优秀”，生源可以“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取得了学生生源的初始品质优势;因为学校“优秀”，名气大，学生家长及关联人的权力大，得到的校外“扶植”多，财大气粗，就能招聘到更加优秀的教师，得到更加先进的教学设施，就能建设更加现代化的学校——取得了师资及教学条件的优势;因为学校“优秀”，为这类好学校作推介的权力人亦优秀。这些“优秀”，又非常适应当前的应试教育，结果这些“好学校”拥有了向最好中学、最好大学高比例输送学生的优势。当外界忽略最重要的“生源质量不同”时，就把好学校的高升学率等同于这个学校的高教学质量，以为只要进这个学校，所有学生都可以获得升入好学校的机会。

对于学生家长来说，学生自身的素质属于先天品质，无法自由选择，但学校的选择却是可以争取的。这个学校竞争优势的积累直接传导到学生和学生的家长，这就产生了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实行就近入学政策，又催生了昂贵的“学区房”;“学区房”成为富人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途径。尽管富人的原始积累也包含有“竞争”的因素，但显然仍不能被大众所接受，于是就有了电脑派位。这是一种随机抽签的电脑程序，理论上任何人中“签”的概率相同，但在结果上却是，派位到好学校的学生“中签率100%”，而未派位到好学校的学生“中签率0%”。这其中的偶然性催生了对于“天意”的无限想象，成为“天意信众”不断扩大的强大推动力。

大量的事实都让人思考：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人类还得借助“天意”，用最原始的“抓阄”决定一个学子一生的命运。问题是这是否算“教育公平”?

2.校外培训机构和“好学校”的暗中互动，将教育带偏了方向

如果只是这样简单评价电脑派位的决策，也不公平。不如把想象力再丰富一下：如果真正做到所有刚入学的小学生，全部都是就近上学，小学升初中全部都是派位上中学，而且任何学校都不得以任何名义在自己的学区外选择学生，那么，至少可以实现教育公平中的一个公平——各个学校的“生源”水平接近。这可以使一些“好学校”失去关键性特权——挑选优秀“生源”。这可是直接威胁到这些“好学校”存在的大事。因为对于小学生、中学生的教育质量而言，教师的作用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可能仍然是“生源”的质量。

为了说清教育公平中的困惑，还需要把另一个重要角色——校外辅导培训机构(以下简称“校外培训”)放进来一起研讨。如果，这个硬性的电脑派位真正全面实施，从局部利益的角度分析，首先会进行抵制的可能就是这些“好学校”。因为一旦真正断了优秀生源的供应链，“好学校”以后的“优秀”“好”可能会大打折扣。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将过去“明”的生源“选优”变成“暗”的生源“选优”，将造成更大的教育不公平。“校外培训”和这些“好学校”是互相需要的盟邦，在有意和无意的互相配合中谋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这似乎可以认为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商业系统。

首先，“校外培训”中有影响力的机构，主导了很多的全国考试，主导了这些考试的考题设计。而这些考题和竞赛至少具备几个特点：

第一，数学、物理等试题，大大超出教育大纲的要求。这些试题既包括智商检验内涵，也包括极强的技巧性内涵。一定意义上说，不经过这些机构的培训，再聪明的孩子也难做出来。

第二，语文等课程则将选题范围扩充化，以至涵盖世界名著、历史事件、政治时事。让儿童用十分有限的精力去应对无限的知识海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培训机构在培训中将范围有意识地缩小，那么无论这些应试的学子如何聪明，纵然是最有学问的家长，面对茫茫知识大海中由出题人随意抽出的“知识”点，也难得高分。

第三，分段考试授予不同级“奖牌”，报名费步步升高。一般竞赛都分初赛、决赛、大师赛，越到后面报名费越高。进到大师赛，通常须集中培训1～2周，报名费上万元起步，多可达4万～5万元。而这类培训的技巧就在于：越往后的培训越接近于试题范围。考试结果：培训出来的学生不仅可以拿到“获奖证书”，还可以告慰家长——即使这么难的考题孩子也得了高分;其背后真相却是“校外培训”丰收了培训费。

第四，这种培训考试在一定程度上能把智商高的学生分选出来。这些竞赛和考试，在考题中深含对于理解力的分层。特别是初赛，出题时已经充分设计了智商层次，将大部分学生淘汰掉。而决赛、大师赛虽交费昂贵，但都能以“奖牌”交代。通过这样一些竞赛考试的重重筛选，将那些记忆力、分析力、理解能力强的学生，特别是将那些深含变化的试题也能理解的学生给筛选出来。显然地，这些能力与当前正在实施的“应试”教育“高分考生”能力高度吻合——而这，正是“好学校”选拔优秀生源所需要的。

其次，“好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互有需要。校外培训机构如果拥有向“好学校”推荐生源的能力，其身价便可倍增。而对于“好学校”而言，明地里选优秀生源不被允许，暗地里有“自主招生”的牌挡着，与知名培训机构实现“双赢”是一种有动力的选择——如果“好学校”真的不能挑选生源，后果会是什么，这是一目了然的。

3.学校和校外培训互相利用造成家长困惑和学子负担太重

经验告诉我们，真正公开透明的竞争，是额外成本最低的竞争。比如高考，就是教育中最公平的竞争。在这个竞争场上，并没有多少校外培训机构“发”高考“财”，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培训机构能主导高考试题。

但小学和初中这个升学圈就不同了。

一方面，学校拥有自主招生权，且没有类似高考的透明管理机制。好学校就有机会开辟“小通道”，而且也有强烈的内在动力来开通“小通道”。另一方面，校外培训机构非常需要“好学校”的“小通道”，因为双方拥有明显的利益契合点。

由于这些“小通道”不公开透明，家长需要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就会更大，而且不确定性也更大。因此家长是这个结果的第一个受害者。

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是学生。家长为了孩子将来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有一个较好的起点，愿意把自己的全部投给下一代的教育。把孩子的课余时间、星期六、星期天报满培训班进行各种“培训”。当然，如果下决心禁止包括“好学校”在内的所有学校都不得招收辖区以外的学生，然后每个学校通过按智商分班，也是可以达到接近教育公平目标的，关键是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中，政府主管部门是否真能做到铁面无私地去实施。如果不能，那么，家长、学生，其实还有教育的有关部门都将在“暗道”盛行中成为更大的受害者。

4.现有经济体制下的无解难题

用抓阄的办法择校不好，用考试竞争选择小学生进好学校的办法可能会加重儿童负担也不好，总之要将一个总量不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给数量极多的学子似乎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无论你如何分配，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其中一部分人的“公平”，总是以对另外一部分人的“不公平”为代价，而且由于优质资源少，使得“公平”始终只给了少数人。可以预言，用这样的思维解题，即使请个神仙也没有题解。

(二)计划-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破解教育难题的新思路

1.破解难题的出路在于建立更多的学子奋斗目标

换一个思路再来研究教育改革，改革的出路就找到了。如果中国有更多“名牌大学”，有更多“优质教育资源”，解决难题的路就多了。我们无法说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不公平”能否完全消失，但至少可以大大减缓这方面的矛盾。现在的问题是“名牌大学”怎样才能多起来——而这才是教育体制改革的真正核心所在。拿体育比赛的世界冠军为例，科技发达的美国有，小国家牙买加也有，也就相当于美国有“名牌大学”，牙买加也有“名牌大学”。体育比赛为什么到处可以出现“名牌大学”，是因为每次比赛均以当前的成绩论英雄，而不是以过去的功劳论英雄。这个“名牌大学”是不固定的，是可以在公平比赛(竞争)中“变动”的，而在这种“变动”中实际上已经造就了无数个“名牌大学”。比赛既可以有世界赛，还可以有全国赛、省级赛，甚至村级赛，而通过各级比赛都可以赛出大小不等的“名牌大学”来。

建立更多的学子奋斗目标，也许是大家认可的解题方案，关键问题是如何才能使可供选择的目标多起来。这还需要从现在学子的奋斗目标减少这个现象研究起。

市场竞争导致的垄断趋势削减了学子的可选目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竞争的结果导致了垄断，导致竞争擂台越搭越高，越来越向全国擂台集中，竞争的机会越来越随着擂台迁移而向中央集中。在经济领域的比赛中，地级赛、县级赛、乡级赛、村级赛早就没有了，省级赛也越来越少，剩下的就只有全国赛了。就像一块电度表，原先都是当地供货的，现在由国家总部统一招标。这种不断强化的垄断和集中，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可供学子选择的奋斗目标越来越少，以至于对于学子而言，只有考取“名牌大学”才有前途，“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成为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唯一选择。于是“学区房”、沉重的学生负担、僵化的教育就成为教育改革无法跨越的鸿沟。

2.新体制创建了渗入各地区的学子奋斗目标群

(1)地域均布设计创造新目标。计划-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各地的生产企业将随地区“枢纽”的均布计划引导而使地区间获得了相对均衡的发展，每一个地区发展目标都可以成为学子的奋斗目标。每个学子对于未来的可选择奋斗目标随着地区均衡发展而被大幅度增加。结果是每个地区学子的面前不再只有“名牌大学”这座“独木桥”，每个地区、每个“珍珠网”都可以给青年人树立奋斗的目标。

(2)贫富均衡为更多青年人提供了实现目标的机会。新体制极大地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一方面，好学校和差学校毕业的学生就业后的收入差距缩小了;另一方面，学生之间的就学条件也随着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的缩小而缩小。这给每一个青年人提供了更加均衡的条件，也给了他们更加平等的尊严。这些都将实实在在地影响家长、学生的就学观。由此，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的最佳奋斗之路，不再完全捆绑在那些“名校”“名单位”上。于是，真正的教育体制改革就会开启。

(三)革新培养目标：让学校培养多样化人才

1.需求的多样性要求教育培养目标的多样性

国家、社会有很多不同需要，也需要根据不同需要选择人才，多样的人才又需要通过不同的教育来培养。人类需要一批决策人才，他们有敏锐的视角、高度的概括能力和决策能力;人类需要一批教授，他们有极其丰富渊博的知识，有极强的表达能力;人类需要一大批发明家，时时向社会提供创新的理念、创新的产品、创新的服务;人类需要一大批技师，能够在他们手里制造出精美绝伦的产品;人类需要更大量勤勤恳恳、默默奉献的劳动者，在他们的努力下满足公众的消费需求和服务需求……。多样性技能人才的培养，都需要对培养之苗进行有目标的“种子”筛选，都需要在其后的教育中使用不同的教育环境、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

2.新体制为多样性教育提供了动力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这种多样性的、多层次的按照各种技能人才目标进行的教育受到了层层阻力，客观上成为无法完成的事业。

首先，学生的选拔环节不允许。青年人可供选择的奋斗目标太少了，全国竞争平台只有“高考”这么一座“独木桥”。于是，一种统一的、不区分需要的“全国统考”就成为保持公平公正的唯一选择——而这正是现阶段所有育人道路的“总指挥棒”。“总指挥棒”指向哪里，哪里就成为全国所有青少年的行为、目标的归宿，除此之外的所有要求都只能成为一些管理部门的空谈。

其次，教育方面的客观条件不允许。资源分配上的不均衡导致学校教学资源的巨大差距。就某个学校而言，只有奔向大众认可的、趋同的目标发展，才能取得上级重视，才能进入高层次的序列，才能发展壮大。按需要分类教育只能成为教育的“另类”。

再次，教育资源配置体系的体制不支持多样化教学。现在的教育资源分配极度不均衡，好的学校不断得到优待而快速壮大，不好的学校度日如年，而好的学校只会在其所需要的“好”方向上投入资源。在高考“总指挥棒”的指挥下，考好高考就是中小学教育的终极目标。于是，各种各样的“考试工厂”应运而生，致使其他好建议、好措施无处施展。

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伴随着各地区“枢纽”对区域内企业的加权保护，缩小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各个地区“珍珠”都将有能力、有动力建设符合各自需要的学校。各地区学校不再会去追求在全国的排名，而将有动力去追求自身的特色;而就学生而言，将来的选择目标多了，就有机会找准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只有这样，一场真正意义的教育改革才能出现。

(四)改革学校管理体制：管理重心从行政转向教学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把学生培养成国家需要的建设人才。现在不少学校最在意的不是教授头衔，而是享受什么样的“官”级，而且没有这个“官”位很多待遇都会打折扣。把育人场所变成安排“官”的“庙”，偏离了办学的宗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学校仅仅是学校，完全没有什么“官”级。取消“官”级就从制度上回归学校所需要的教学本位，让有学术水平的学者把学校带向未来、带向世界。

(五)改革教育管理体制：从行政控制转向促进自主竞争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管理上还是摆脱不了“用过去定未来”的“血统论”思维模式。教育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是分“三六九等”的。有的学校是正部级，有的学校是副部级;这个学校是“211 工程”的学校，凡是进入这个名单的大学就是国家重点大学;那个大学是“985 工程”大学，进入“985 工程”的大学就成为国家重点大学中的重点大学。大学每进一个“工程”圈子就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待遇，从承接国家工程到学位层级，从物质资金到精神财富，等等。所有待遇都将伴随这个“血统”以巨大的差距降临到学校。这种管理逻辑是：因为你过去曾经好过，所以你将来一定会好，因为你将来一定会好，所以你有资格享受特殊待遇。这个逻辑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变化着的学校发展加以固化，即好的大学通过外部“惯力”必然一直会好下去，而不好的大学则没有机会好起来，因为“血统”的原因没有哺育源。这就发生了由于这个大学进入了“985工程”的圈子而发生的一连串的“于是”和“但是”：

于是，该大学得到了必须是“985 工程”大学才能得到的资助，国家级的课题落户到了这个大学……;于是，“985 工程”就成为大学的名片，学校光环，“985 工程”学校教授的光环……;于是，“985 工程”学校就成为学生志愿的招牌，尖子学生就愿意报名，学校的学子“种子”就优秀……;于是……

但是，所有的“于是”出现的原因之一，却是因为进入了“985工程”圈子，是已经过去了的“因”导致的结果。

计划-市场经济体制将彻底摒弃这种用“过去”决定“今天”和“明天”的思维方式，将所有的竞争置于当下。在新体制下，所有的大学都是参与教育竞争的平等实体。国家支持和实施的重点科研项目都经过“割断关系链”的招标竞争实现，任何学校都拥有平等的竞争机会，以尽可能不受过去条件影响的公平竞争去争取所有的“好处”。任何学校都有机会在新一轮竞争中成为胜利者，把昨天的冠军定格在昨天，而今天的冠军是这轮竞争的冠军。通过这种平等竞争，不仅激发学校内部的创新活力，还要在这种变化中营造更多更丰富的学子“目标”，将学校能否成为好学校、世界一流学校推向动态变化的公平竞争之中。

于是，在新体制下，每个学校，哪怕是很不出名的学校也可以因为一种创新一举成功进入前列，而所谓有名的学校也可能因为管理僵化而被淘汰，等等。这一切产生了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目标：目标的多元化。学校的排名将不会被固化，位置是会变的，而这个“变”中就有每个学校成为“名牌学校”的“目标”。

转载自《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第十三章“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企、公共事业体制和养老方案改革,”部分文字有删减和调整。

作者简介：

潘之凯，1948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郊区一个农民家庭，1976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遥控遥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全国电工仪器仪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4/SC1)委员、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论》(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作者，定制出行交通专利发明人，有着长期在国有大型企业及科研机构担任相关领导的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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