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逍道一

 

每天清晨6点，72岁的杨老仍然会搭班车，准时抵达自己的制表工作室。

 

这里接近海河入海口，雪后异常安静。阳光透过窗户洒下，光影交叠中恍若隔世。已经成为大国工匠、钟表大师的杨老，时常想起50年前刚入行的那个年轻的自己。

 

 

他所在的这家工厂曾造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块手表。

 

他进厂那年是1972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

 

当年的2月21日上午11点30分，美国“空军一号”首次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停机坪上，周恩来向着走下舷梯的尼克松，伸出了手。中美关系从此破冰。

 

杨老一直生活在天津，这也是周恩来生活过的地方。历史上的津门，叱咤风云。

 

洋务运动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先声。1888年，中国第一条正式铁路在天津贯通。

 

民国年间，天津拥有1200多家工厂、20万产业工人，仅次于上海，高居全国第二。

 

共和国成立后，工业百废待兴，整个中国只有修表店没有手表厂。这背后，是当时中国精密制造业的整体羸弱。

 

而后，周恩来提出要“填补工业空白”。

 

天津4名钟表匠人在华威钟厂夜以继日，通过将一块瑞士表所有零部件一一拆散研究，然后进行结构与零件模仿，终于在1955年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只手表，一扫中国造不出表的历史。

 

这只表，如今被安然陈列在国家博物馆。

 

天津工匠们不负众望，让国家在1956年将第一家手表厂设在天津。为致敬工人，最初手表定名“五一牌”。

 

那年，长春一汽生产出第一辆汽车；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在沈阳建成投产。

 

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企业也在积极进行国产化、技术自主化探索，交出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答卷。

 

过了十年，通过不断研究，中国终于不再模仿瑞士，可以自主设计手表了。为纪念这次突破，同样用了一个充满时代质感的名字——“东风牌”。

 

杨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一名光荣的表厂车间工人。当时能进这家企业的兴奋与自豪，相当于现在进互联网公司或金融机构。

 

上世纪70-80年代，手表与自行车、缝纫机并称当时“三大件”，属高档消费品。天津则是全国极少数能同时生产这“三大件”的城市，工业底蕴由此可见。

 

国产表表现优异，让厂里面有了走出去的信心。加上国家出口换汇的需要，在杨老参加工作的第3年，也就是1975年，李先念将“东风牌”更名为“海鸥牌”，寓意飞向四海。

 

随着改革开放，外资和外国品牌涌入。市场激荡中，海鸥跟无数国企一样，跟得慢了些。

 

那个飞速变化的年代，人们纷纷下海，有些国企却遭遇了至暗时刻。有人下岗了、工匠散掉了，很多国字号企业和品牌，就此湮没于历史。

 

在日本电子表冲击下，国产表从曾经“皇帝女儿不愁嫁”到门可罗雀、无人问津，失落可想而知。

 

当时每只电子表成本9元，最不景气时出厂价才有5元，生产即亏本。按350万只的年产量，一年亏2000多万。

 

利润没了，还负了债。工资发不出来，工友没了工作。

 

“我觉得那个时代有些对不起他们！”

 

当杨老用天津口音说出这番话时，天津人特有的幽默反而衬出另一番况味——生活要继续，坚持住！

 

 

杨老自谋出路，又舍不得丢下手艺，就利用工闲时去天津大学给学生修表。

 

天大前身北洋大学——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大学。从此每天中午，这所饱经沧桑的百年学府，多了一位年近半百的老人。

 

他向天大食堂请求摆个修表摊，还有点忐忑。对方得知杨老是曾经赫赫有名的表厂工人，就大方腾出一张餐桌给他当摊位。

 

说到这里，杨老又露出天津式幽默：“现在想想，那个年代的人，真实在。要放现在，学校可以收我多少租金？”

 

于是，求学于1992-2000年这8年的天大学子，都记得这样一个场景：每天中午12点，天大食堂会准时出现一位修表的老师傅。有时师傅没到，等待修表的学生就已排好队，一直排到食堂外面，比打饭的队伍还长。

 

这个场景，已融入那8届天大学子的校园记忆。

 

关键词： 自立自强 爆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