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国制造业正被一股危机感所笼罩，大家都在寻觅突围的方向。

于是此时此刻，我们头顶苍穹之上，载有3名中国宇航员的神舟十三号正在遨游。

中国航空航天之梦并不始于当下，而是早在1956年。

彼时中国并不宽裕，为什么勒紧裤腰带也要研发？

同一年代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道出天机：“航空航天是工业技术的母亲河。”

这点波音深有体会。

1954年，一场针对波音的听证会，时任董事长比尔·艾伦慷慨激昂：“波音在二战期间贡献巨大，对美国制造业的拉动居功至伟。”议员鸦雀无声。

尔后，是波音与美国制造业的黄金年代。

2019年10月，两次空难再次把波音送上听证会。现场坐满了346位抱着遗像的遇难者亲属。议员们对波音CEO丹尼斯·米斯伯格质询长达4小时。

出席听证会的波音CEO丹尼斯·米斯伯格

此时彼刻，恍若隔世。

波音的起伏、美国制造业的彷徨，何尝不是中国制造业的困惑？

1965年，入职仅一年的乔.萨特被波音任命为B747总设计师。

乔.萨特和他设计的波音747

投入研发3年后，1968年9月30日，26家订购B747航空公司的空姐，在第一架B747前合影。

盛大场面鼓舞了整个世界。当时媒体评价：漂浮在地球上超过上亿年的大陆板块，从未像这样被(B747)紧紧连在一起。

那是波音的黄金时代，也是美国制造的黄金年代。

A380问世前，B747几乎是世界所有顶级航空公司的标配，包括美航、日航、英航、法航、德国汉莎以及中国国际航空。

可2018-2019年，两次空难让波音市值一度暴跌70%。问题在哪？

1978年，波音尝试在B767上大规模产业外包，生产B787时外包率超过70%，而波音初创的B707外包率不到5%。

去年12月，米兰检察院查封了一家意大利航空器材厂，该厂5年来提供了4000个不合格的零部件给波音公司的B787客机组装。

外包意味着生产链路变长，协同难度增加，从而导致品控风险呈几何级数增长。

只在英、法、德、西4国生产的空客A380，也已面临多个零部件尺寸型号规制不一的问题。由此导致多次返工，交付一再拖延。波音新机型生产牵涉国家更多，协同难度也更大。

空客A380总装厂

不止波音，这个问题更像美国制造的缩影。

大洋彼岸的中国，压力不比美国小。

首先，中国制造业很难吸引人才，很多工厂多年招人难；

其次，中国制造业管理、运营、生产等流程都很传统，这会增加成本、影响效率，更会影响企业做大；

再次，相比美国，中国还多了一个难题。国内之前承接了很多国外转移的技术，随着欧美卡脖子，国内企业还要与国家一起担起技术攻坚的使命，带领中国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爬升。

想突围，必须要找到一个更懂中国制造业的抓手。

作为地球上最后一个拥有完善门类的制造业大国，中国交出的考卷，注定不是单点突破，而是全产业突围。

就像中国要在空中追赶波音，也要高铁在大地上跑出中国速度。

刚刚发布的《“十四五”铁路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提出：开展时速400公里高铁、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发。

制造高铁需要数亿计零部件无缝对接，中车集团不可能亲自下场生产所有零部件，更不可能像波音那样外包了之。

中车选择让“专精特新”的“小巨人”参与进来。这样既把产业、技术、就业留在国内，也给中小民企发展以契机。

万万没想到，作为高铁重要传动设备的减速器居然产自一个村里，而且这个“作坊”原来是做家具零部件的。

萧山一个自然村里的杭州鸿图创立于2007年，经过5年的转型，终于从起家的家具零部件，摸到了机械设备减速装置的门道。

当时是2012年，中国高铁在减速器这一零部件上还未实现国产化，70%需从德国、日本进口，大名鼎鼎的西门子是该部件的主要提供商。

鸿图创始人叶张潮

鸿图创始人叶张潮一开始没想“取代”西门子，就是慢慢从减速装置做起。

减速装置是个大概念，凡是能动的都需要减速装置。不仅飞机、高铁，汽车、自行车，甚至连手机里运转的芯片也需要减速装置。原理是一样的。

通过对同行的对标、走访、学习，叶张潮不停优化企业架构、生产流程、引进设备，做出来的减速器的精度越来越高，生意也越做越大。

等新工厂落成，所有设备和流水线触到智能化后，终于可以跟西门子在这一领域比一比了。

叶张潮那时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以往大家总把智能化与数字化混为一谈，实际上却是两码事。自己明明是智能化工厂了，却还是没入数字化的门。

叶张潮意识到：想往产业链高端爬升，不仅要用智能化解决人的问题，还要用数字化实现精细化管理的问题。

今年9月，鸿图搬进新厂房，采购智能化设备同时找到钉钉，通过“设备上钉”开启数字化进程。

“设备上钉”不是给设备贴二维码这么简单，而是通过连接，赋予每个设备“生命”，让订单、生产、销售、售后这一条全链路都“活”起来。

只要将数据录入鸿图与钉钉共创的“码上制造”，ERP订单数据能与生产数据匹配，包括哪条流水线生产，生产多少等。

这套系统还打通了客户。可以把系统采集的数据提供给客户，客户就能知道鸿图哪个厂有多少库存、有多少生产量，甚至精确到生产客户产品时，某个产品在生产中的哪道工序上。

如此产业上下游联动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基于同样的方式，电池企业风华新能源的痛点也迎刃而解。

风华新能源是传音等海外畅销手机的电池供应商。注入电解液是生产电池的重要工序，不同电解质直接影响电池的寿命。

销往俄罗斯的手机，要注入耐寒的电解液。销往非洲的手机，要注入耐热的电解液。由于中国制造的手机远销世界，对应不同气候，电解液多达十几种。

倘若把耐寒电解液注入到销往热带国家的手机电池里，可能导致手机无法开机。这不仅影响中国制造的形象，一旦需要召回电池，工厂损失更是难以估量。

现在，风华新能源也可以与生产电解液的上游供应商打通。装不同电解液的桶上，贴有不同二维码。这些电解液运到风华新能源厂的车间后，工人和对应工序的设备会扫码匹配。

看似一个小小的改变，却解决了困扰风华新能源已久的大问题。

数字化甚至能让问题都成为“好事”！

传统工厂由于流水线繁冗，一旦生产效率过低或出现不合格产品，往往不知问题出在哪。为排查只能选择停掉整条生产线，这样损失又巨大。

鸿图工厂车间

如今看似平实的鸿图厂房内，藏着一个“中央大脑”。这是一块颇具赛博朋克2049风格的大屏。车间每个环节、所有机器状态全在这个大屏上，任何地方有问题，都能第一时间发现并排除。

数字化下暴露的“问题”，反而让叶张潮信心满满。与基础研究创新需闭门做功课不同，制造业创新就是问题导向，不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

这样的改进过程，会让企业越来越强大。

猜猜看，制造业所需要的先进数字化底座，如果从0开始研发，有多贵？

生产VR全景相机的专精特新企业影石创新说，管理系统的研发动辄上百万。山东龙辉起重说：“一个月服务费可能就要成千上万，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成本太高了。”

设备多，是制造业的重要特点。设备上产生的数据，是企业的重要资产。但是，市面上很多数字化底座只包含软件系统费用，在上生产线设备的时候，如果加数据收集模块，要另外加钱。

受困于“贵”，中国目前超过4000万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仅25%，远低于欧洲的46%和美国的54%。

怎么解？先来看一个故事。

2015年，庞文昶大学毕业，回到老家肇庆的风华新能源(那时叫风华锂电池厂)。庞文昶喜欢打富有创造性的游戏，尤其是一款类似搭积木的沙盒游戏，里面能建工厂和流水线。

他游戏建的流水线工厂无意中被领导发现，这种喜爱搭积木的能力，正是优秀低代码开发人员所需的特质，他因此被调任至风华新能源信息中心软件工程师，并立即成为开发的主力。

庞文昶是文科生，却为工厂搭起了一整套数字化系统。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

这种企业之间相互磨合出的数字化底座，让年收入高达9亿的广东风华新能源的数字化年开销不超过100万，其中还包括IT部门所有员工的工资。

风华从最初的锂电池厂，逐步发展成为拥有超过2000人的新能源企业。硬核的技术、优异的表现，让风华新能源在市场上得到物美价廉，质量可靠的美誉。

而风华新能源IT部门仅7人，真正的四两拨千斤！

无独有偶，影石创新的内控主管邱康华也是一位代码“门外汉”，但靠着低代码，他搭建了超过37个应用，覆盖核心研发立项及供应链的各环节，让公司内部整体研发效能提升1倍。

顾名思义，低代码就是不用编码或只用少量代码就可以快速生成应用程序。这样的低门槛，让更多业务人员都能参与业务流程的优化。

数字化让越来越多工程师甚至工人实现了自我价值，也为制造业企业注入一股股活力。

把人的价值还给人本身的同时，企业数字化的自主权也交还到企业自己手中。

赋予企业数字化自主权的过程，也是中国产业基础重构的过程。数字化让传统制造业那种结构化、原子化的劳动分工网络，正被直观、扁平式的车间管理模式所取代。这些企业的数字化探索不仅让自身业务实现降本增效，更为整个行业的数字化升级树立了标杆。

通过连接人与设备，理顺传统生产链条。由此看来，一个更加灵敏、可塑性更强的底座更适合中国的制造业。

某种层面来说，这已经点明了未来制造业的方向。

关键词： 中国制造 二维